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加征关税来缩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促使制造业回流，但这些目标难以通过关税实现。从理论上看，提升关税并不一定能够缩减逆差。根据历史经验，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案》后，美国顺差一度上升，但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后，美国顺差下降甚至转为逆差。这表明关税与贸易顺差之间的关系复杂。对于大国而言，关税可能导致进口和出口同时下降，贸易逆差未必收窄。

关税也难以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尽管前几年美国制造业投资一度加速，但并未持续，近期制造业新开工投资和短期投资计划出现下滑。中国的中间品对美国的出口远低于对新兴市场的出口，说明美国制造业回流缓慢。全球供应链更多调整到新兴市场国家而非美国。此外，中国在劳动力数量、质量以及就业意愿方面都具备优势，美国制造业成本高且面临劳动力短缺问题。

美国面临衰退风险。关税政策实施后，超过半数美国公民表示不支持，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企业进口增速反弹，投入价格和销售价格回升；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通胀预期快速上升。美国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债务问题仍未解决，关税扰动下或加剧金融市场风险。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可能对美国产生滞胀式影响，增加衰退风险。

实际上，美国没有非常突出的外部失衡问题，但内部分配问题严重。美国的商品贸易存在逆差，但服务贸易有顺差。2024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占GDP比重为4.2%，服务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为1.0%，两者相加总的逆差为3.2%。特别是在对外净投资为负值的情况下，美国对外净投资收益表现出色。因此，美国内部分配问题需要内部改革来缩减贫富差距，而非加征关税。